参考消息网2月17日报道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2月11日发表题为《2000瓦挑战:如何在保证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减少能源消耗?》的文章,作者是詹姆斯·丁南。全文摘编如下: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灯。接着,我拔掉所有插头。思索片刻后,我把冰箱插头插了回去。然后,我拉了张清单,列出了我消耗能源的所有其他方式。我的公寓用燃气锅炉供暖和烧热水。我用燃气灶做饭。我在纽约坐地铁上班。出远门的话,我开车或叫车,然后坐飞机。再就是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电梯、电脑、电话,甚至包括牙刷。我在清单上加上我购买的一切需要能源制造和运输的东西。最后还有我吃掉或丢掉的食物。我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需要能源。
目前,能源是一个热门话题。俄乌冲突导致燃料价格飙升,同时为限制全球变暖,全球能源结构正朝着可再生领域转型,这使人们和政府都在关注如何减少能源消耗。有鉴于此,我想试试我能不能大幅减少自己的能源消耗。我读到过,在上世纪90年代,瑞士研究人员计算出,人均2000瓦就足以让每个人过上具有可持续性的绿色生活,但又不失生活质量。所以,这就成了我的目标。这就是为期一个月的个人“2000瓦挑战”的第一天。
能源消耗严重不平等
在我恢复接通无线网络后,我找到一个在线计算器来计算我目前的能源消耗。在美国,人均能源消耗是8600瓦。我认为我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特别铺张,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能源消耗比8600瓦还多时,我非常惊讶。显然,我有很长的路要走。
瓦特是功率的计量单位,即转换能量的速率,代表每秒转换、使用或耗散的(以焦耳为量度的)能量的多少。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消耗的能量基本上都蕴藏在吃掉的食物中。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萨沙·尼克说,“这可能相当于人均90瓦”。用于烹饪和取暖的燃料增加了更多的瓦特,将畜力用于农业和运输也是如此。能够建造房屋、冶炼金属和制作陶器的复杂社会又增加了几百瓦特。尼克说:“罗马帝国的能源消耗大概是500瓦,而且当时根本不用电。”
如今,工业化社会使用的能源要多得多,主要利用化石燃料为全球经济提供动力。冰岛的人均一次能源消耗最高,2021年达到1.7万瓦。美国为8600瓦,排在第11位。相比之下,欧盟的人均能耗约为4200瓦,英国3300瓦。但在全球范围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印度人均800瓦,而孟加拉国只有310瓦。国际能源署估计,全球有超过25亿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能源,以满足烹饪和制冷等基本需求。
消耗远超最低需求
高收入国家能源消费的空前增长——以及由此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促使能源研究人员发问:当人们可以获得的能源远远超过最低需求时,到底要多少能源才能让人们过得好?这是一个值得苏格拉底思考的问题。什么叫足够?什么叫过得好?因此,经济学家或能源专家并未就此达成一致并不令人意外。美国耶鲁大学的能源研究人员纳拉辛哈·拉奥说:“我并不确定能否划定一个实际的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的物质消耗可以被认为是足够的。但我知道,这个门槛远远低于你在许多国家所看到的最高水平。”
2000瓦是一个答案。回到上世纪90年代,这就是地球上产生的所有能源被平均分给每一个人的量。基于这一点,加上有研究发现,在这种消费量之上的生活质量回报率递减,于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计算出,以2000瓦的速度使用能源——相当于每天48千瓦时——足以维持瑞士人的能源消耗,同时又不牺牲高水平的生活质量。
我第一次读到“2000瓦社会”这个概念是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未来部》的小说里,作者是金·斯坦利·罗宾森。书中描述了在不太远的未来,瑞士已经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当去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我想我应该亲自试一下。
能效增加消耗更多?
首先要做的是估计我的总使用量——可以用在线计算器计算。交通约占一半,几乎完全是由于飞行。我买的食物和其他东西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则是家庭供暖和电力。总之,我的能源消耗是9400瓦。
为了有可能完成挑战,我咨询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智库落基山研究所创始人埃默里·洛文斯。他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能效大师。他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栋漂亮房子里,里面有你能想到的每一种节能“黑科技”。洛文斯说,有了合适的技术,维持高水平生活所需的能源“可能不到2000瓦”,甚至可能低至1000瓦。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技术还遥不可及。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这并不一定会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耗。这是因为反弹效应,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能效提高了,但人们消耗得更多了。例如,随着汽车发动机变得更有效率,我们购买了排量更大的汽车,反而消耗了更多燃料。
然而,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没有预算。因此,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另一种降低能源消耗的方法上:改变我的行为。例如,我在家里用完任何电器后立即拔掉电源。我不再用烘干机,而是晾晒衣物。我减少洗澡时间,用冷水洗碗。出行骑自行车或坐地铁。我在农贸市场买菜,而不是超市。
节能减排需社会合力
根据计算器的计算,所有这些努力使我的能耗降到5700瓦。此外,我的公寓保温性很差,需要对建筑进行改造。但作为一名租户,我对此无能为力。这个故事说明的是,除非你生活在一个2000瓦社会,否则用2000瓦生活是很难的。对我来说,生活在纽约,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相对容易。但在美国其他地方,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开车。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变化不是个人可以掌控的。
我们在社会和生活中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与我们如何组织社会有关。2017年,瑞士政府承诺到2050年实现2000瓦社会。为此,瑞士各城市正在加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降低开车出行的吸引力。他们还建造了节能医院和养老院。2000年,瑞士的人均能源使用量约为6000瓦,现在是4030瓦。除了瑞士,几乎没有其他国家采纳2000瓦的目标。但各国正在更多地关注如何减少能源需求。而能源危机正是一个契机。
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发现,通过提高能效以及城市化和数字化等变革减少能源需求,可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同时并不需要未经证实的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也不会牺牲高收入或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至于我自己微不足道的2000瓦挑战,我只能遗憾地说一败涂地。就目前而言,低效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使美国很难在不对能源效率进行重大投资的情况下,以2000瓦的速度消耗能源,同时保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在其他地方,这也不会很容易。但我确实学到很多。我不打算仅仅因为挑战结束就停止对2000瓦生活的尝试。我也更加认识到,我能够获得的能量过多,以及许多人无法获得足够能量的不公。
参考消息网2月17日报道 许多人在新年伊始都会痛下决心,发誓要改掉生活中的坏习惯。但研究表明,习惯是在自觉意识之外产生的,通常无法通过痛下决心的方式来改变。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先进的成像技术,在习惯形成的过程中观察大脑内部,发现习惯形成与人类等哺乳动物共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大脑结构相关。改掉一个坏习惯需要大量的计划:我们需要对之前的行为链条进行逆向回溯,然后要么消除让我们产生这种行为的线索,要么建立新的习惯来取代它们。
参考消息网2月17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9日刊登题为《随着从美甲到私人厨师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Z世代、千禧一代接受按需定制的上门服务》的文章,作者是卢娜·孙。全文摘编如下:
过去几年中,乔乔·王(音)一直在家中享受原本需要到水疗店、美甲沙龙和餐馆才能获得的服务。
这位33岁的北京媒体人表示:“关键是方便……和节省时间。在快节奏的一线城市,年轻人很忙,通常没有时间享受个人生活。”
从美甲到私人厨师服务,中国人越来越接受便捷的按需定制的上门服务,这一现象反映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涌现的广告中。
另一位接受上门服务的客户奥古斯特·胡(音)花钱请了按摩师、遛狗师和私人教练到他在北京的家中。对他来说,方便是主要的吸引力。
胡先生说:“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或按摩院,但不出门而且可以在训练(按摩)完后倒床就睡,感觉真的很好。”
胡先生在各种应用程序上预订这些服务。他表示(上门服务)价格很有竞争力:遛狗师每半小时50元,两小时按摩约350元,健身教练每小时300元。有些上门服务比店内价格更便宜。
他说:“科技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这些服务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其实并不在意被贴上懒惰的标签,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
分析人士称,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年轻人消费能力的提升,在线服务方兴未艾。
中国市场咨询机构双盈咨询公司创始人李丝韦说:“人们愿意为更好、更个性化的服务花更多的钱。这种‘上门服务’更私密,吸引了更重视隐私的年轻消费者。”
随着中国零工经济的发展,服务提供商的规模也在扩大。零工经济依赖于承包商和灵活的自由职业者——这是政府近年来鼓励的一种就业形式,以帮助降低失业率。
不过,李丝韦说,由于诸多限制,网上预订的上门服务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市场。
他说:“它不同于工业化的消费品,因为它仍然是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服务。考虑到客户之间的距离和交通问题,上门服务人员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工作,每天只能去一两个家庭。”
大多数在社交媒体上为服务做广告的人都是把它作为一种副业或爱好来赚取额外收入。
不愿透露全名的北京大学生刘女士表示,自去年开始从事上门美甲服务以来,她在网上的帖子已带来大量生意。
她说:“这纯粹是个人爱好——我觉得做美甲很有趣,于是开始上门做美甲,赚点外快。”
43岁的秦女士是北京的一名家庭主妇,她也将自己的上门做饭服务视为个人爱好的延伸。
但李丝韦表示,市场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监管服务提供商”以及“如何确保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安全”。
李丝韦说:“目前缺乏控制服务质量的标准、许可证或认证。”
参考消息网2月17日报道 据法新社圣地亚哥2月15日报道,一个调查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神秘死亡的科学专家小组当天向一名智利法官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道称,法官葆拉·普拉萨将研究这份报告,以确定聂鲁达是否被前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政权下毒。
本周媒体报道称,报告发现聂鲁达被注射了一种致命物质,并没有死于前列腺癌,即政府在1973年聂鲁达69岁去世时所说的那样。
普拉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院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她不能对媒体上传播的信息负责。
另据美联社2月14日报道,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家人称,法医专家已经确定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近50年前死于中毒。
几年前,国际法医专家否定了官方所称的聂鲁达的死亡原因是癌症造成的身体虚弱和消瘦。但当时,他们说尚未确定是什么杀死了聂鲁达。
聂鲁达的侄子鲁道夫·雷耶斯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丹麦和加拿大实验室开展的法医测试表明存在“大量与人体不相容的肉毒杆菌”。这种强力毒素能够导致神经系统麻痹和死亡。
作为其叔叔死亡的司法案件的律师,雷耶斯说他有机会看到法医报告。得出这份报告的同一组专家在2017年曾表示,这位已故诗人的骨骼和一颗臼齿中有毒素的迹象。雷耶斯说,实验室测试的结论是,该毒素是在诗人活着的时候被注射的。
报道称,12年前,针对聂鲁达是否是被毒死的问题开启了司法调查,他的司机曼努埃尔·阿拉亚一直坚持这种说法。阿拉亚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相信法医鉴定结果将支持他的说法,即诗人是在他住院的诊所里接受“胃部注射”后死亡。
参考消息网2月17日报道 据路透社柏林2月15日报道,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标志着全球电影业在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几年低迷后开始复苏,行业专家、美国《好莱坞报道》驻欧洲负责人斯科特·罗克斯伯勒在电影节前夕说。
报道称,虽然今年将踏上红毯的明星——包括西恩·潘、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安妮·海瑟薇——将吸引大量注意力,但使柏林电影节成为全球电影日历上固定节目的,却是在同类欧洲电影市场上对精选影片的争夺。
而且,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低谷之后,寻求发行商或融资的电影数量创下了纪录。据电影节方面称,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827部电影正在竞逐1168个买家。
罗克斯伯勒说:“电影业已开始走出疫情,开始自我复苏。在柏林,我们将真正看到电影未来的萌芽。”
由于诞生于冷战前线的分裂城市,柏林电影节一直带有政治意味。虽然伊朗和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电影被禁,但有几部参展电影聚焦乌克兰和伊朗,其中包括《超级大国》。这是西恩·潘和阿伦·考夫曼拍摄的有关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纪录片,该片一年前拍摄时正值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
参考消息网2月16日报道 据埃菲社2月14日报道,巴西圣保罗的人们近日举行集体朗读活动,反对关闭巴西最具标志性书店。
报道称,14日,一群演员、作家、记者和读者前往巴西圣保罗最著名的书店——“利夫拉里亚文化书店”,通过举行集体朗读活动,反对法官宣布利夫拉里亚文化公司破产的裁决。
这一象征性的行动内容是朗读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强调了文化和利夫拉里亚文化公司在巴西阅读、文学和戏剧等领域发挥的作用。
第一批朗读者中包括埃娃-埃尔斯剧场(位于该书店三楼)的负责人安德烈·阿西奥利,他朗读了葡萄牙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将“利夫拉里亚文化书店”描述为“一座书籍的大教堂”。
当该活动在楼上举行时,一些读者还在一楼大厅中静静地翻阅书籍,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糟糕的财务状况。该公司创建于1947年,直到不久前一直是巴西第二大连锁书店。
2018年,由于债务缠身,经营难以为继,利夫拉里亚文化公司被迫通过法律程序寻求保护,以避免倒闭。后来,该公司又经历了大流行的冲击。报道称,9日,二审法院裁定该公司因拖欠债务而破产。(编译/田策)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自2009年以来,每年英国房价都创下新纪录。但今年情况不同了。支撑房价居高不下的力量突然收回,这股力量就是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使得借贷成本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现在全球最大评级机构之一标普全球评级公司警告说,英国房价将持续“缓慢、逐步下降”。尽管房价暴跌可能带来新危险,但这是市场的必要回调。如果政界愿意,即将出现的楼市暴跌或许能转化为机遇,可以利用不可避免的市场回调让房价和租金回归理性,终结掩盖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投机行为,弥合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深层差距。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2月3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壕里,俄乌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暂停了好几个月。但随着冬季推进,这一局面即将发生变化。最初的行动之后是一段消耗期,现在战争似乎要进入第三阶段。在前线的多个地区,军事行动都日渐频繁。外界推断或迟或早,其中一方会试图打破僵局。本期封面报道的重头文章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谁会打响第一枪、在哪里打响?文章说,这很可能是“组合使用武器夺取决定性优势的全面战斗……自二战以来欧洲从未目睹过类似战斗”。
英国《卫报周刊》2月3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过去两年,美国国会通过三项法案,总规模为2万亿美元,试图重塑美国经济。其主导思想是,借助政府行动,美国能同时实现再工业化、强化国家安全、振兴落后地区、提振蓝领工人士气并大幅减少碳排放。这是几十年来美国最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拜登在进行一场划时代的政治豪赌。上述每项关切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但从政策角度来说,这些目标有时相互矛盾。这种保护主义行为会激怒盟友,而政府补贴也会带来低效问题。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月4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2月13日刊登题为《从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到泰尔·尼科尔斯遭遇暴力执法,美国人的生活仍由种姓制度界定》的文章,作者是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的国家如何走到这个破裂和愤怒的时刻?群体性枪击事件甚至瞄准课堂上的孩童,警方杀害像泰尔·尼科尔斯这样手无寸铁的有色人种公民,这些又如何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
在这个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立国之本、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客们是如何禁止书籍的?美国富甲天下、技术先进,却如何因新冠疫情死亡100多万人,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成为全球之最?叛乱分子如何能攻入美国民主的堡垒,企图推翻总统选举结果?我们又如何在美国国会大厦内当真看到一面邦联旗,也就是说,与当年的罗伯特·李本人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徒把邦联旗插到了更远的地方?
可悲的是,近年来发生的上述事件证实了以下观察:维护种姓制度的意愿会促使一些人践踏民主本身,就像我们在2021年1月6日看到的那样;强大的势力会寻求收回那些边缘化、不那么强大群体的权利,就像我们在最近最高法院裁决中看到的那样;这些事态变化都是我们历史未能调和的自然后果。
美国《时代》周刊2月13日一期封面
人为分化社会阶层
种姓制度本质上是对人类价值人为且任意地排序,是社会分化的底层基础。在种姓制度中,任何数量的随机衡量标准都能用来划分群体并为之排序,这些衡量标准包括民族、血统、宗教和语言。就美国而言,早期殖民者选定的是原本中立的体貌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现在我们眼中的种族,而种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相对较新的概念。早期殖民者利用种族来确定谁被奴役、谁是自由身,谁拥有权利、谁一无所有,他们还为各个群体在等级制度中指定了代代相传的身份,而这一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至今的漫长岁月里,欧洲后裔,那些看起来像早期殖民者的人从来都是多数派,也是主导种姓。如果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人口结构经过调整,表现为全国闻所未闻的分布方式,那会发生什么?人口普查预测,2042年或2045年将成为人口剧变的节点,仅仅是想到人口结构重新调整,又会发生什么?
取代理论的话语已经进入主流,这一理论认为,左翼运动将移民和有色人种并入白人多数派,导致白人灭绝。于是强大的势力采取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巩固历史上多数派的人数和最高地位。
因此,由于种姓制度受到威胁,我们目睹了一小群不断缩减但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人孤注一掷地将意志强加于全国其他群体,执着地在最私密领域控制人口数量,包括禁止堕胎、否定个人在如何建立家庭以及何时建立家庭方面拥有自主权;限制来自边境以南的移民;以及限制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权利,限制他们的权利相当于拒不承认那些在外界看来不那么有可能生育孩子的组合,禁止人们做自己、禁止他们爱想爱的人。对于这些行动,要作何解释呢?
禁止堕胎看似为黑人和棕色人种生育人数不成比例地增长敞开大门,但纵观我们的历史,种姓制度已经证明,当它受到威胁时,可以通过变异来自我维持。除了限制移民来控制拉美裔的总体人数外,部分拉美裔作为仅次于白人的中间种姓,已经获得保守派精英的示好,可以想见他们可能像前几代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一样被纳入白人族群,充实主导种姓的势力。即使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失败,种姓制度还可以诉诸暴力,打击居于中间和从属位置的种姓,就像亚特兰大的亚裔女性、纽约州布法罗的黑人购物者以及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拉美裔遭枪击那样。布法罗枪手宣称,他的动机是防止“灭绝白人”。
黑人生育遭受不公
种姓制度已对从属种姓的增长造成结构性限制。在受到非暴力犯罪指控时,主导种姓往往获得较轻的判决,黑人却遭到大规模监禁,这使得多得不成比例的黑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生育群体。黑人出了学校进监狱、对黑人在校生更严厉的惩罚,以及警察针对黑人大概率的暴力执法,继续威胁从属种姓的人口数量。
针对医疗体系的多项研究记录显示,或许最直接、最普遍的偏见阻碍许多从属种姓的孕妇得到所需的治疗,她们的人性和症状常常遭到无视。这会危及黑人母亲和孩子的生命。
在美国,从属种姓的妈妈和婴儿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有可能死于分娩并发症。黑人母亲的死亡率是白人母亲的3倍,而且从种姓角度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接受大学教育黑人母亲的死亡率是接受大学教育白人母亲死亡率的5倍。这种差异如此悬殊,以至于接受大学教育的从属种姓母亲比没有中学毕业的主导种姓母亲更有可能死于分娩。
这种不平等也延续到新生儿身上。2018年美国杜克大学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说,黑人婴儿死亡率是白人婴儿死亡率的2倍,“拥有博士学位和专业学位的黑人女性比没有中学毕业的白人女性婴儿死亡率更高”。报告还说:“黑人与白人婴儿死亡率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教育水平,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群体中差异最大。此外,拥有博士学位或专业学位的黑人女性婴儿死亡率最高。”
这些有违直觉的结果反映出长期的怨恨和无意识的偏见,反映出那些不甘按照外界预期、待在种姓制度底部的人面临的压力,也反映出那些细胞末端端粒危险缩短的人身体所遭受的伤害,这些人凭借自己的雄心和成就,发现自己在不断与种姓的界限较量。所有这些因素在种姓的支撑下,使得黑人的生育受到结构性攻击。
美式民主岌岌可危
种姓是我们恐惧和不满背后的无形之手,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渺小。它让邻居相互敌对,让受到煽动去监视种姓制度瞄准目标的普通人成为间谍。
今年1月在孟菲斯,泰尔·尼科尔斯被5名警察殴打致死。这些警察和尼科尔斯一样,都是黑人。这起悲剧事件提醒我们,种姓制度不是黑人和白人的对立,而是执行等级制度,是针对从属种姓的致命非人化,使得任何群体,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他们施以几乎任何暴行,以便维护种姓制度,维持自己在这一制度中的位置,而不管自己的位置有多边缘化。正因如此,仅用“种族主义”这个词有时似乎无法完整描述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现在的问题一如既往:我们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些什么?答案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以最不堪的方式“领先”世界:不仅记录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确诊病例也是世界之最,比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印度多出数百万。和美国数字相当的,不是其他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
美国和印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个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另一个被认为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怎么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为一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种姓制度,另一个国家的种姓制度没那么容易识别出来。种姓制度依靠纷争和不平等来维系自身。在种姓制度的操纵下,人们认定自己和另一些人的福祉毫无关系,因为人们被告知,那些人次于自己,对他们不屑一顾。这会让整个社会变得不那么宽宏大量,在不同群体间内置了一种“我们”与“他们”的距离。因为种姓制度,我们更容易反目成仇;因为种姓,我们彼此保护不够;因为种姓,再加上社会中的其他崩坏,我们的民主岌岌可危。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今日印度》周刊最新一轮“国民情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印度尚未完全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仍面临严峻经济问题,但莫迪依然是当前以及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自2021年8月以来,他的个人支持率不仅韧性十足,甚至还稳步提高。
对于执政水平的终极考验是国民生活得到怎样的关照。在这个问题上莫迪政府的任务并不轻松。但“国民情绪”调查数据显示,民众相信莫迪带领的全国民主联盟最有可能克服这些困难。
《今日印度》周刊2月6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报道,一个国际密码破译团队发现并破译了苏格兰女王玛丽用密码书写的一批失传已久的信件,而这些信件导致玛丽在436年前(即1587年2月8日)被斩首。
玛丽·斯图亚特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在被伊丽莎白一世囚禁的近20年期间写下这些信件。
在天主教徒眼中,玛丽是英格兰真正的君主。她被她的表妹伊丽莎白一世——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信奉新教——囚禁了19年,因为后者担心玛丽威胁到她的王位。在被囚禁期间,玛丽用密码给盟友和同伙写信,试图获得自由并成为女王。
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它们被伊丽莎白一世的秘密特工截获并破译。这些信件被当成玛丽阴谋夺位的证据,导致其被处死。
其他一些信件被认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法国计算机学家和密码学家乔治·拉斯里、德国钢琴家和音乐教授诺贝特·比尔曼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专利专家友清哲(音)组成的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在线档案中发现了它们。
上述三人利用计算机算法破解了约30%的密码。然后,他们不得不采用人工破译的方法来理解其余内容,其中包括一系列代表某些单词的符号。
拉斯里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说:“这就像解开一个非常大的字谜游戏。大部分精力花在誊抄加密信件(总共有15万个字符)和破译这些密码上——5万字,够写上一本书了。”
大部分失传的信件是写给法国驻英格兰大使米歇尔·德卡斯泰尔诺的,后者是玛丽的支持者。玛丽在信中提到了囚禁条件,抱怨她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她和伊丽莎白一世就释放她进行的谈判。她认为伊丽莎白并不真的想释放她。
拉斯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只提供了对这些信件的初步释义和总结。历史学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玛丽被囚禁的那段岁月。”
这项研究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密码学》杂志上。论文详细介绍了这些信件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研究团队在破译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密码专家说,玛丽书写的信件可能还有一部分尚未被发现。(编译/杨雪蕾)
参考消息网2月11日报道 据巴基斯坦媒体5日报道,现年79岁的前总统穆沙拉夫因长期患病在迪拜的医院去世。英国《卫报》网站报道称,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在所有形形色色的领导人当中,没有谁比在1999年10月的不流血政变中夺权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引发更多的国内外意见分歧。
以下为《卫报》网站文章《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讣告》的报道内容:
军政生涯毁誉参半
穆沙拉夫毁誉参半。他留下的遗产肯定会加剧巴基斯坦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困扰该国的不确定性。对他的许多批评者来说,这位将军是该国一连串冷酷军事统治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安抚伊斯兰武装分子,压制反对军事统治的世俗政党的野心。
在其他人看来,他是有远见之人,为巴基斯坦带来了最大的希望,按照他的说法,让巴基斯坦重新成为“开明温和”的灯塔以及满足现代化要求的穆斯林国家的典范。
然而,穆沙拉夫在本国以外的地方赢得了最大赞誉。在美国,他被称赞为乔治·W·布什总统“最好的朋友”,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布什政府,穆沙拉夫才得以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四星将军,一举帮助巴基斯坦跃升为“反恐战争”关键的“前线”国家。
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出了名难以驾驭的国家的务实而精明的统治者。
他还以熟谙双面政治著称,这使他得以平安渡过巴基斯坦多舛历史上一个最引人关注的时期。
“9·11”事件后,穆沙拉夫以巴基斯坦的温和面孔亮相。而在那之前,他最出名的是对印度的敌对态度,以及策划巴基斯坦1999年5月在卡吉尔的灾难性军事冒险行动,此次行动把这两个拥核对手推向危险对抗的边缘。后来,他因2006年大胆尝试与印度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和解而赢得赞誉。
“你不会招惹的硬汉”
穆沙拉夫对印度的压倒性关注既基于他的个人背景,也基于军事考量。穆沙拉夫出生在德里的一个中下层家庭,母亲泽林是打字员和教师,父亲赛义德·穆沙拉夫·乌丁后来在巴基斯坦外交部担任中层官员。他回忆说,他最早的记忆是1947年独立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印度次大陆分治后被杀害或流离失所。
事实证明,他的家人移居卡拉奇是个艰难的过渡。穆沙拉夫一家讲乌尔都语,很清楚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只有不到10%的巴基斯坦人把乌尔都语作为母语)。他在与周边环境的冲突中以及对印度的反对态度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特性(如同其他许多移民一样,他们被称为穆哈吉尔人)。
幸运的是,穆沙拉夫相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父母为他提供了放宽眼界的可能性。他的父母1949年在巴基斯坦驻安卡拉大使馆任职。据说年轻的穆沙拉夫在那里掌握了土耳其语,同时开始赞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提出的与世俗倾向合一的穆斯林身份特性的构想。
七年后,他和全家回到巴基斯坦。1961年,尽管穆沙拉夫的学习成绩中等,但先后在卡拉奇的圣帕特里克罗马天主教学校和拉合尔的福尔曼基督教学院学习,后来又获得了在精英的卡库尔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就读的名额。不久后,在1965年,他作为军官参加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在前线经历的激励下,他第二年加入了陆军首屈一指的突击队(即特勤团),从而形成了一种持久的自我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你不会招惹的硬汉”。平步青云的军旅生涯满足了他的这种自信以及对冒险和西式牛仔靴的爱好。
务实精明的政治强人
穆沙拉夫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再次参加战斗,1995年擢升为陆军精锐的突击队的指挥官,然后于1998年成为陆军参谋长。任命他的是纳瓦兹·谢里夫总理,而穆沙拉夫于次年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将纳瓦兹·谢里夫赶下了台。
这种情况缘于谢里夫欠考虑地拒绝穆沙拉夫的飞机在卡拉奇降落,从而试图解除其职务。谢里夫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挫败穆沙拉夫策划的政变。这种说法缺乏证据,但毫无疑问,自从卡吉尔的冒险行动失败以来,两人之间的分歧扩大,谢里夫认为穆沙拉夫要对此负责。
然而,穆沙拉夫非但没有前往其他地方避险,反而集结军队、确保安全降落并且夺取了权力。穆沙拉夫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政治的本质。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9·11”事件后,他决定放弃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对塔利班的支持态度。2004年,他再次体现了这一点,大张旗鼓地努力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恢复友好关系。这两个决定都表明了他在收买人心的同时顺应国际压力的天赋,但也显示了为这些逆转索取高价的坚定决心,确保巴基斯坦成为国际(尤其是美国)援助的受益者之一。
穆沙拉夫说,自“9·11”事件以来,巴基斯坦“获得了巨额赏金”,证据是从2001年9月到2008年,巴基斯坦获得了近10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其中大部分援助给了军方。
盟友抛弃流亡海外
穆沙拉夫大谈自己的自由派资历。然而,此类说法并不能化解他同时担任总统和陆军参谋长这双重职务存在的矛盾。尽管他2002年试图通过全民公决使自己的总统职位正式化,并且在2004年赢得了一个选举过程存疑的议会的支持,但他决定保留陆军参谋长一职的决定招致各个政治派别的批评。
但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威胁来自对他与美国结盟感到愤怒的伊斯兰好战组织。他们多次试图暗杀他,并且成功地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发起了对他治下政府的暴力抵抗活动。他们最后一次试图把他赶下台是在2007年。
尽管穆沙拉夫摆脱了这些威胁,但他的政治支持迅速减少。自由派曾经支持他,认为他是该国对抗悄然抬头的塔利班的最佳人选,如今却对他试图解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做法感到愤怒,大举抛弃了他。这位首席大法官曾挺身而出对抗他的权威,大法官遭到解职引发了律师们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在2007年的“长征”。
更不妙的是,有迹象表明,如果穆沙拉夫没有展现出控制塔利班和加紧追剿“基地”组织的更大决心,美国就不愿再保障他的生命。正是因为这些事态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所以迫使穆沙拉夫最终同意在2007年与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贝娜齐尔·布托会谈。但事实证明为时过晚。
布托当年12月遭暗杀,加速了穆沙拉夫的政治覆灭。次年举行的大选使布托的人民党重新掌权,导致穆沙拉夫最终在2008年8月下台。穆沙拉夫失去了高级职务的保护,面临从严重叛国罪到密谋暗杀布托等一系列法庭指控,他逃往国外,长期流亡伦敦和迪拜。
回归失败再次流亡
这一时期,穆沙拉夫得到了丰厚报酬,据说演讲收费超过20万美元。
穆沙拉夫在2013年重返巴基斯坦,重启政治生涯并且竞选总统。但是,在对他的到来反应冷淡的同时,对他的诉讼程序重新启动,他被禁止参选和离开这个国家。
三年后,穆沙拉夫再次展示了军队的力量,以需要接受背部手术为借口,获准逃离巴基斯坦。
穆沙拉夫2016年再次流亡迪拜,被宣布为逃犯。据说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因为一种罕见疾病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但批评者指责他捏造了“危及生命的”疾病,以避免出庭面对严重叛国罪指控——2019年12月,他因此被缺席判处死刑。拉合尔高等法院在次月宣布这一判决无效。
他去世时,军方和政治机构立即表示哀悼,并且批准将他的遗体空运到巴基斯坦安葬。
外交政策获得赞誉
据路透社报道,穆沙拉夫在1999年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夺取政权后统治了巴基斯坦近十年,他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在这个穆斯林国家引入社会自由价值观。
在执政初期,穆沙拉夫的改革努力赢得了国际赞誉,他推动立法保护妇女权利,并首次允许私人新闻频道运营。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他对雪茄和进口威士忌的嗜好以及呼吁穆斯林采取“开明温和”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在西方的吸引力。
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穆沙拉夫试图使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2002年的一次地区峰会上,也就是在对印度发动军事行动不到三年后,穆沙拉夫在演讲结束后,突然走向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与之握手并提出要和谈,此举震惊了世界。
分析人士说,克什米尔问题——这仍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最激烈的争论点——在穆沙拉夫时代曾几近解决。但和平进程在他统治结束后不久就遭破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穆沙拉夫统治期间,外国投资蓬勃发展,巴基斯坦的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5%——这仍然是近30年里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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